幸福是人生理想、人生目標得以實現的歡愉,是生命價值得以實現的強烈深刻的快樂。雖然,每個人經歷不同、追求不同,對幸福的體悟、評價也不同，但是,無論誰的人生,都會有過數量不等的幸福體驗，都會有過最幸福的時刻。在我過往人生經歷中,令我刻骨銘心的最幸福時刻,是1979年9月10日——當我接到廈門大學政治經濟學系錄取通知書的那一時刻。

當時,我是松溪縣一所公社中學(舊縣中學)的年輕教師參加高考,取得了較好的成績。征詢了幾位高師的指點,從最有把握考慮,第一志愿就填報了廈門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8月中下旬,全縣本科線上的30多位考生,大多數已經接到錄取通知書,而我到9月上旬都渺無音信。這讓我心焦到睡不香吃不甜,胡思亂想的猜測:可能政審沒有通過吧?可能是公社中學缺少教員不讓錄取吧？可能是我原本是教師沒有填報師范類大學而懲罰我吧?我的心境也從獲知高考取得好成績的興奮與喜悅又逐漸消沉到冰點。我所任教的中學也認為我不被錄取,給我安排了初一兩個班的語文教學任務還兼任一個班的班主任，并通知我于9月10日星期一到校開學上課。我居住地到舊縣中學要經過縣城。我母親看我情緒如此低落,便叫我的老伴(當時她在一個小山村當民辦教師)陪同我一起騎自行車去,先到教育局探個究竟,也好有個伴,聊補我一路上的孤獨與惆悵。因為我要趕去舊縣中學上三、四兩節課,到了縣城,便讓我的老伴上教育局去問問罷了,感覺可能性不大，我則帶著憂郁沉重的心情回到了舊縣中學。

 

 

人世間,哭與笑有時就發生在同一時刻。當我低著頭推著自行車剛跨上舊縣中學一條延展至一棟兩層八間的教學樓、一排簡易師生宿舍和一片幾千平方米的操場的鵝卵石路面時(學校的大門,圍墻都還沒建成),迎面走來的體育老師急切地告訴我,“你已被廈門大學錄取,通知書,傅老師代你收著呢!”剛才還垂頭喪氣的我,瞬間懵了……但極速地就反映了過來。我把自行車推向教學樓的墻邊,興奮的腳步“蹬、蹬、蹬”,就到了二樓的辦公室,從傅老師手中接過白紙黑字右下角蓋著鮮紅的廈門大學印章的錄取通知書,仿佛身體中的每個細胞都在歡快地跳動,喜悅如潮水般涌上心來。我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不能像往日一樣安靜地坐在備課桌前,謝過幾位同事老師的祝賀,我腳下好像生了風,走得又快又有勁,站立在教學樓前的操場上,長長地舒出一口氣。放眼望去,田野上蕩漾的綠波頻頻地向我招手喝彩;汩汩流淌的松溪河歡快地為我歌唱;遠處那連綿起伏的群山也好像為我亢奮地起舞。天空是湛藍的,微風輕拂著大地,笑響人間的九月天,整個世界都亮了起來。此時此刻,我是多么的快樂,多么的幸福啊!不一會,我的老伴也從縣城教育局掛來了電話,告訴我她才走到教育局的門口就獲得了同樣的好消息。接過電話后,我的過于亢奮以致有些失態的心情,才慢慢地平靜了下來。

雖然,我人生中這最幸福的時刻是短暫的,但 為了這一時刻的體驗而付出的艱苦努力的歲月卻是漫長的,也是值得的、終生難忘的。 1964年,我小學畢業。經過全縣小學升初中的統一考試后,全班同學幾乎都收到松溪中學的錄取通知書,而我則被漏下。為此,我茫然不知所措,不吃不喝哭了好幾天。一個才滿12歲的少年,沒了書讀要干什么呢?母親憂心忡忡地陪同我向平時最關心我并參加評卷的算術老師了解我的考試情況。他說: “廷芳是答對這次全縣算術考試最后一道加分題的三個考生之一,他不會是分數的原因不被錄取。”他只是含蓄地告訴我們不是我考試不好,好象另有隱情不便對著一個孩子說出沒有錄取的原因。雖然,我父親1960年被冤枉開除出干部隊伍,我早已嘗識了“憂愁”的味道。但那畢竟是大人的事,而這次是切切實實痛在自己的心里,還覺得跌股不好意思見人,整個暑假,常常獨自傷心落淚。

預想不到的是,到了快要開學的時候,我也接到了松溪中學的錄取通知書。這遲到了一個月的好消息,在我的人生歷程中, 第一次把破涕為笑演繹得淋漓盡至。開學后，班主任說: “你是既不幸又幸運的備取生”。

說我不幸,是說絕大多數同學都是正取,而我是少數的備取之一。如果備而不取,我小小的年紀將終止接受教育的權力,我將面對的無疑是愚盲的人生,更何談有能力參加高考,被廈門大學錄取,在當年被稱之為天之驕子!人生的幸與不幸,有時就如同“反掌”的一瞬間。

說我幸運,是當年國民經濟處在最困難時期,一些正取的學生因交不起學費或家中缺少勞動力而放棄升學,備取生才有轉正的機會。我所在的初一（1）班共4位備取轉正取的同學,都是家庭成分不好并在歷史上有重大政治問題或有現行的政治問題.我是中中農成分,不屬于前者,而屬于“有現行政治問題”的后者。

如果說,我們上個世紀5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人是時運最為不濟的一代人(當他們在長身體的時候，國家遭受罕見的自然災害，國民經濟處在最為困難的時期;當他們需要上學校長知識的時候,他們卻沒有了書讀上山下鄉;當他們成家立業生兒育女之時,國家實行最為嚴歷的計劃生育政策;當他們上有老下有小的時候,迎來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期,但他們則為經濟體制轉型升級紛紛下崗待業轉行,作出犧牲和奉獻),那么,這一代人中的“地、富、反、壞、右”的子女們又是最為自卑自餒、最為倒霉的人。我從1964年夏天上松溪中學到1966年5月近二年時間里,最讓我難受和揪心的就是填寫各式各樣的表格,如入學登記表,期末鑒定表,入團摸底審查表,參加地區的乒乓球比賽也要填寫一張表。只要有填表,表格上必定有一欄“家庭出身”或“家庭成份”,表格后面必注“不得隱瞞,如實填寫”之類的令我這樣家庭情況的人毛孔悚然的說明。家庭成份好的同學填寫諸如此類的表格很得意很愉快。家庭成份不好的同學雖然不得意但也很輕快,反正“死豬不怕開水燙”,一切聽天由命,擔任班干部、加入團組織一般也輪不到成份不好的人。最難受最難下筆的就是我這種人。家庭成份是中中農,所謂的“現行政治問題”又是冤枉的,要翻案申辯比登天還難。不填上,那時都年輕無知的“左”得叮當響的人,立刻就會批評你隱瞞家庭歷史,甚至誣你為不老實的“黑五類”;不得已而填上又心有不甘。有時心里想，我寧愿是明明白白的地主、富農家庭出身，也可主動表現，接受黨團組織考驗，爭取一個改造好的表現好的可團結的＂地富反壞右＂子女；也不要我這冤枉的現行政治問題的家庭出身，因為我不想也不能去做違背事實和良心的＂背叛＂和表現。每次填表,我總是左右為難,猶豫不決,拖拖拉拉,躲躲閃閃,心想，不填上或許僥幸入個團或順利參加地區的乒乓球比賽;如填上,應有的權力就可能被剝奪了。然而,這些都還不是我最犯愁的,最擔憂的還是填上了將來會影響我初中畢業升高中、高中畢業升大學。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真是幼稚,其實填與不填都一個樣,“左”派的同學早已掌握在手,只是折磨你,又美其名曰“考驗你”。

 

 

“文革”的開始,雖然不再要填寫那么多的表格,但我卻因寫錯一個字、說錯一句話,給我加上“莫須有”的罪名,“橫批豎斗”,摧殘著一個少年的心靈。1968年上山下鄉,大家都沒了書讀,我的心情倒輕松一陣子,因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論成份好壞,大家都公平。但在那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敢問哪個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沒有背負一個沉重的思想“包袱”,受到應有的人格尊重,得到平等的公民權力呢?我參加了1973年、1974年的兩次“工農兵學員”的推薦考試選拔,我渴望上大學,但因家庭的“現行政治問題”,上大學根本就不可能,又如我小學升初中一樣,在我表叔家哭泣了一天一夜,當時的教育局長看我年少執著,把我勉強作為建陽師范(中專)的“備取生”(此事還招致一張攻擊我有家庭歷史問題怎能是建陽師范的“備取生”的街頭匿名大字報)。同樣,因為正取生中的一些“知青”又得到返城安排的工作的機會,我這個“備取生”才又補錄到建陽師范。我父親的這個不實的冤枉的現行的政治問題,決定了我從12歲開始,在接受教育,求學求知的道路上就這么跌跌撞撞,時喜時憂,走得非常的艱難。上大學,對我來說,那是遙不可及的事。

人沒有泯滅所有的期待是不會說再見的。“文革”的結束,科學春天的到來,我父親“現行政治問題”的平反,成份論的廢止,又撩起我的大學夢。但一想到自己僅有初中二年級的數學底子(我在建陽師范分在文科班),又“拔劍四顧心茫然”。這本不可能現在變為可能的千載難逢的機遇,我能不躍躍欲試嗎?我橫下決心,又開始了邊教學邊自學的艱苦人生旅程。雖然不是“懸梁刺股、臥薪嘗膽,冬寒抱冰、夏熱握火”的學習,但在那一年多的時間里確實做到了“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用在自學與背課上”;雖然不是“囊螢映雪,鑿壁偷光”的學習與工作,但那時條件還很艱苦,幾乎是每天晚上抱著一盞煤油燈學習工作到深夜,第二天早晨要用很長的時間清洗被煤煙熏黑的兩個鼻孔……終于實現了我的大學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