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品牌雜志社特約撰稿人 俞 杰

 

鄭性之，字信之，號顏齋，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宋乾道八年（1172年）生，家世清貧，從小勤讀，曾在朱熹門下求學，得賞識，更加發奮苦讀。鄭性之年輕時家住吉庇巷，據民間說法，每年祭灶日，灶君會上天向玉帝稟奏人間善惡之事，百姓便于此日祭灶，祈求灶君多言善事。有一年祭灶日，鄭性之因家貧，便向巷口肉店老板娘賒肉用于祭灶，肉店老板回家后，知道此事，大發雷霆，沖到鄭家，從鍋中“取熟肉而去”。鄭性之無奈之下，只好畫了一匹馬，并說“一匹烏騅一只鞭，送君騎去上青天。玉皇若問人間事，為道文章不值錢。”便將畫燒了祭灶。

宋嘉定元年（1208年）鄭性之中狀元，官任承事郎（八品文散官）又歷簽書奉國軍節度判官（掌府州軍事的官員）。嘉定六年入京言事，他首論應推崇經學以教太子；次論立國的根本在于人才，人才所以能立國，在于氣節；三論錢法、邊防、軍政等事。受到宋寧宗重視，升為秘書省正字（掌校對典籍、訂正訛誤），嘉定八年改任秘書郎（掌圖書經籍及校寫）。他上奏說：“今日之憂不在垂亡之金，而在于蒙古與中原崛起之群盜。”并根據當時兵權過分集中于朝廷，導致國力日衰的狀況，提出：“當擇二三大帥，邊防之事悉以付之，規模一定，行之必能成功。”他還建議精選數十名精忠報國的志士長久擔任邊境郡守，以鞏固邊防。翌年，兼任尚書右郎官（尚書下屬官員），請求外放，出任袁州（今江西宜春）知州。嘉定十二年召為左侍郎官，上奏建議從嚴處置貪官。嘉定十三年，兼任國史院編修官，又轉任將作監（負責宮室等建筑，兼領百工）。此間，太子未立，鄭性之向寧宗建議立長子為太子，得到采納。嘉定十六年，任右文殿修撰，贛州知州。翌年，理宗即位，鄭性之以集英殿修撰，出任隆興府（今南昌）知府。寶慶三年（1227年），遷寶章閣待制（以備訪問、典守文物，四品），升任江西安撫使（朝廷派遣處理地方事務的官員）。后因病請求休養，乃提舉玉隆萬壽宮（閑職）。紹定六年（1233年），進敷文閣待制，出任建寧知府。端平元年（1234年），升任吏部侍郎（吏部副長官）。同年，金國在元軍和宋軍的聯合進攻下敗亡。宋軍收復開封、洛陽、商丘等地。八月，蒙古兵至洛陽，宋軍南撤。此時，鄭性之建議：廣開言路，鞏固邊防，撫綏遺民，收拾人心，積蓄力量，徐圖恢復。理宗贊成，升其為左諫議大夫兼侍讀。他接著建議：先寬法令，與民生息，培養國力，再收復中原。不久，升任端明殿學士。端平三年，鄭性之升任參知政事（副宰相），之后命其兼同知樞密院事（最高軍事機構副長官），鄭性之力辭，理宗不允。時淮東總領吳淵入朝奏事，被御史（掌監察）唐璘彈劾。理宗欲留吳淵，鄭性之密奏不可，曾為鄭性之學生并受其提攜的唐璘，反疑恩師鄭性之袒護吳淵，劾鄭性之“寬懦多私”。但鄭性之不爭辯，還認為唐璘所言正是自己的弱點。后唐璘得知真相，也后悔自己的輕率。嘉熙元年（1237年）鄭性之辭相位，改任資政殿大學士、紹興知府兼浙東安撫使。因鄭性之一直請辭，改為提舉臨安府洞宵宮，后加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退休）。

鄭性之晚年居福州，寶祐三年（1255年）去世。后贈少傅（榮譽銜、一品，本意指帝師或太子師），賜謚“文定”。傳世著作有《端平奏議》《宋編年備要》。《宋史》有其傳。

（作者系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和地方志編纂辦公室副主任）